去年秋天整理祖父的旧相册时,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从书页间滑落。照片边缘已经卷曲,边角处有淡淡的水渍,但画面中央的建筑轮廓依然清晰——西洋风格的券柱式门廊下,十二尊兽首人身的雕像一字排开,背后是层叠的琉璃瓦和飞翘的檐角。祖父在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1930年,北平圆明园海晏堂遗址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“看见”完整的海晏堂,也是第一次意识到,那些只在历史课本里见过的名字,原来藏着这样鲜活的细节。
后来我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查到,海晏堂始建于1759年,是乾隆皇帝命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的“西洋楼”建筑群核心。那时的圆明园被誉为“万园之园”,而海晏堂更是其中最具异域风情的存在。它的名字取自“海晏河清”,寓意天下太平,可建筑本身却充满了中西合璧的巧思:中式的歇山顶覆盖着西洋的砖石结构,罗马式的券柱上雕刻着缠枝莲纹,最妙的是门前的“水力钟”——正午时分,十二生肖兽首会依次喷水报时,水柱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,据说乾隆皇帝常带着大臣在此观水听涛。照片里的兽首雕像神态各异,鼠首狡黠、牛首憨厚,兔首的耳朵还微微竖起,仿佛下一秒就要张口喷水,看得我忍不住伸手去触碰照片,指尖似乎能感受到百年前的阳光与水汽。
为了弄清照片里的故事,我特意去了趟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。在一本1920年代的《北平胜迹图志》里,终于找到了关于这张照片的线索:拍摄者是当时燕京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,1930年秋游历圆明园时,在海晏堂残存的门廊前架起相机,记录下了兽首尚未完全遗失时的景象。书中还附了一段文字:“海晏堂为西洋楼水法之冠,乾隆二十四年奉旨建造,郎世宁主其事,以西洋水法结合中土生肖,创十二生肖报时之制,昼夜不息,声闻数里。”原来那些兽首不只是装饰,更是精密的水力计时器——每到一个时辰,对应的兽首便会喷水,正午时分十二兽首同时喷水,称为“水力钟”。想象着当年清晨,兽首喷水的声音伴着晨雾在园林中回荡,乾隆皇帝站在观澜亭远眺,这样的画面透过老照片的光影,忽然变得触手可及。

今年春天,我带着那张老照片去了圆明园遗址公园。穿过写着“西洋楼遗址”的石牌坊,沿着碎石路走到海晏堂遗址前,脚步忽然慢了下来。照片里西洋楼的券柱式门廊还完整矗立,而眼前只剩几根斑驳的石柱斜倚在荒草中,石柱上的浮雕已经模糊,只有依稀的卷草纹还能看出当年的精致。我蹲下身,把老照片平铺在残存的台阶上——照片里十二兽首的位置,如今只剩十二个方形的石座,石座边缘的凿痕清晰可见,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被掠夺的伤痛。有风吹过,带来远处荷塘的清香,恍惚间,我仿佛听见老照片里传来兽首喷水的叮咚声,与眼前的风声、草声交织在一起,成了跨越百年的对话。
在遗址公园的展厅里,我看到了更多海晏堂的图片资料:有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前的水彩画,画中海晏堂前的喷泉水柱高达数丈,兽首在阳光下闪着青铜的光泽;有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后的残垣照片,门廊倒塌,兽首不知所踪;还有近年来通过数字技术复原的3D效果图,光影流转间,十二兽首重新“站”回石座,西洋楼的轮廓在虚拟场景里缓缓重现。最让我触动的是一张2019年的照片: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时,马首兽首正式回归圆明园,工作人员将复制品安放在海晏堂遗址的石座上,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,复制品的轮廓与老照片里的兽首渐渐重合。如今那张老照片被我装裱在书房,旁边摆着一本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导览册,册子里有海晏堂的数字复原图。每次看照片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