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在退潮时看见他们。滨海市的海岸线像被打翻的调色盘，赭红色礁石上总蹲着些沉默的人影，手里捧着白瓷坛，坛口缠着褪色的红布。去年深秋第一次遇见陈伯时，他正把一捧米白色的粉末撒进浪花里，海风卷着细沙扑在我脸上，混着咸腥味的还有若有若无的檀香。

"这是我家老婆子，"他忽然开口，指节粗大的手摩挲着空坛边缘，"年轻时在纺织厂当质检员，眼睛比海鸥还尖。"瓷坛上贴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穿蓝布工装的女人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退潮的海水在脚边聚成小水洼，倒映着老人佝偻的背影，像株被风吹弯的芦苇。

上个月暴雨过后，码头来了对年轻夫妇。女人抱着密封的木箱跪在防波堤上，箱角露出半截绣着蓝鲸的枕套。男人撑着伞站在她身后，西装裤脚全是泥点。"他总说要去看南极的冰川，"女人的声音被浪涛揉碎，"现在倒好，连家门口的海都没看完。"雨点砸在木箱上噼啪作响，我数到第二十三声时，箱盖打开了，细碎的骨殖混着玫瑰花瓣坠入灰绿色的海面，像突然绽放的烟火。

最难忘是春分那天的小男孩。穿背带裤的孩子举着玻璃罐，罐子里盛着掺了贝壳的骨灰。"爸爸变成星星了。"他踮脚把罐子举过栏杆，罐底贴着张便利贴，歪歪扭扭写着"海军上尉"。海鸥掠过时带起一阵风，孩子手里的银质船锚吊坠叮当作响。我后来在礁石缝里捡到片褪色的海军肩章，金属锚链上还缠着几根银白色的头发。

暮色漫过防波堤时，我常坐在灯塔下的石阶上。潮水一遍遍漫上来又退下去，带走礁石上的脚印，却带不走那些嵌在浪花里的故事。卖烤红薯的阿婆说，每个撒向大海的骨灰里都藏着未说完的话，所以涨潮时海浪才会发出呜咽似的声响。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枚磨得发亮的铜哨，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，等他走了就把骨灰撒在他救过第一个人的那片海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