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,我带着父亲的骨灰,站在威海的渔港码头。那天没有风,海面上像铺了块灰蓝色的绸缎,远处的岛影模糊在薄雾里。码头上停着艘小渔船,船老大是父亲的老钓友王伯,他蹲在船头抽烟,见我来,把烟蒂摁在脚边的礁石上,没多说话,只是帮我把那个深色陶罐稳稳放在舱板上。
陶罐不重,却像坠着整个前半生的记忆。父亲退休后总说,等他走了,别埋在拥挤的墓园里。"你奶奶是渔民的女儿,我在海边长大,骨灰撒进海里,才算回了老地方。"他说这话时正给窗台上的仙人掌浇水,阳光透过老花镜,在他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那时我只当是老人随口说的话,直到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陶罐交到我手里,冰凉的触感才让我突然明白,有些告别早就藏在日常的絮叨里。
船开到外海时,王伯关掉了引擎。海浪轻轻晃着船身,像儿时父亲哄我睡觉的摇篮。我解开陶罐的红绳,里面的骨灰比想象中细腻,混着几缕没烧尽的骨殖,是父亲年轻时在工厂工伤留下的旧伤。海风突然大了些,吹得我眼睛发酸。王伯递来一张纸巾,指了指远处盘旋的海鸥:"你爸以前总说,海鸥是海上的信使,能把话带给远处的人。"我蹲下身,将骨灰一点点撒进海里。灰白色的粉末碰到海水,先是浮在水面,像一群受惊的小鱼,眨眼就被涌来的浪头卷走,没留下半点痕迹。就在这时,我听见一阵若有若无的旋律——不是海风,也不是浪声,是父亲年轻时总在车间哼的调子。

那是盘被磨得掉漆的磁带,装在父亲的旧收音机里。我小时候总在半夜被他下班的脚步声惊醒,然后听见他坐在厨房的小马扎上,一边啃凉馒头,一边跟着收音机哼歌。调子很老,后来我才知道是《军港之夜》。"军港的夜啊静悄悄,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",父亲不识谱,却能把每个音符哼得温柔。有次我问他为什么总唱这首歌,他抹了把脸上的油污笑:"你妈当年在纺织厂值夜班,我每次接她下班,路过海边的军港,就能听见军舰上的喇叭放这个。"后来母亲走得早,那盘磁带成了他最宝贝的东西,收音机坏了三次,他都固执地拿去修,说"里面有你妈的脚步声"。

撒进海里的骨灰随着波浪起伏,海鸥的叫声混着风声,竟真的和那首歌的旋律渐渐重合。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,躺在病床上,握着我的手说:"人这一辈子,就像海里的浪,看着是分开的,其实早就连在一起了。"当时不懂,直到骨灰融入海水的瞬间才明白——所谓离别,不是消失,而是换了种方式存在。就像那首哼了半辈子的歌,不在收音机里,不在磁带里,而在海风里,在浪涛里,在每次我想起他时,心头泛起的温热里。

后来我常去海边。有时是清晨,看太阳从海平面升起,金光洒在波浪上,像父亲年轻时擦亮的机床;有时是傍晚,听退潮的海水哗哗地舔着沙滩,像他坐在小马扎上哼歌时,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的节奏。我知道,他没有走远。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,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时光,都随着那捧骨灰,融进了这片他眷恋了一辈子的海。或许从来没有哪首歌专门写过撒海的故事,但每个把亲人骨灰撒进海里的人,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——那是记忆里最温柔的声音,是时光织成的旋律,在潮起潮落间,永远不会老去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