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，爷爷走了。临走前他躺在病床上，枯瘦的手抓着我爸的手腕，气若游丝却异常清晰："我这辈子啊，一半在船上漂，一半在地里刨，走了...也得这么着。"当时我们只当是老人糊涂话，直到葬礼后整理遗物，在他压箱底的旧笔记本里，看到那页泛黄的纸——上面用蓝黑钢笔写着："大海是我的老伙计，陪我跑了三十年船；老家后坡那棵老槐树，根扎得深，我得回去给它当肥料。"

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凑在客厅里商量，大哥红着眼圈拍板："就按爸说的办。"那时候才真正明白，老人早把自己的身后事想明白了。他十八岁跟着船队出海，在黄海跑运输，一跑就是三十年，退休后回了老家，在院子里种满了菜，每天扛着锄头去后坡侍弄那片他年轻时开垦的荒地。大海给了他闯荡的勇气，土地给了他安稳的晚年，他想把自己拆成两半，一半还给日夜相伴的浪涛，一半还给生养他的泥土。

海葬那天是个晴好的秋日，我们租了艘小渔船，跟着民政局的殡葬车去了指定海域。海风带着咸腥味，吹得人眼睛发涩。我捧着那个磨砂玻璃罐，罐身还带着爷爷生前常揣在怀里的温度。船到深海区，工作人员指导我们打开罐口，我爸蹲在船舷边，颤抖着把骨灰一点点撒进海里。灰末碰到海水的瞬间，像被揉碎的云，打着旋儿往下沉，一群海鸥突然从远处飞来，绕着船盘旋，翅膀划破波光粼粼的海面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爷爷总把我架在肩膀上，站在码头看船归港，他说："海鸥是海上的信使，能把人的念想带到天上去。"那天的海鸥，一定是来接他的。

土埋是在一周后，我们回了爷爷的老家。后坡那棵老槐树还在，树干得两个成年人合抱，枝繁叶茂的，树荫能盖住半亩地。三叔早就挖好了一个小土坑，就在树根边，刚好能放下剩下的半罐骨灰。我妈用红布把罐子裹了三层，轻轻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几个小辈一捧捧往坑里填土。泥土是刚下过雨的，带着青草和腐叶的气息，混着细碎的阳光，落在手心里温温的。堂妹蹲在旁边，把爷爷生前最爱的那把旧茶壶埋在了骨灰罐旁边，"爷爷爱喝茶，在这儿也能泡壶热茶喝。"埋好后，我们没立石碑，只在树干上刻了个小小的"林"字——爷爷的姓，旁边画了个简笔画的小船，像他年轻时开的那艘"黄海号"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"两地牵挂"的思念。清明的时候，大哥带着侄子去了海边，说那天的海浪特别温柔，像爷爷年轻时拍着他后背的手；我妈则会带着新摘的槐花去后坡，坐在老槐树下絮絮叨叨说家里的事，说小孙子考了满分，说院子里的菜又丰收了。有次我问我爸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，他望着窗外的月亮说："不麻烦，你爷爷这辈子活得敞亮，走了也该自在。大海里有他的魂，土地里有他的根，我们想他了，去海边吹吹风，或者去树下坐会儿，就像他从没离开过。"

其实哪有什么最好的安葬方式呢？所谓的仪式，说到底不过是活着的人，想给思念找个能落脚的地方。爷爷用他最朴素的愿望，给了我们一份最温柔的答案——生命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告别，当一部分骨灰融入海浪，一部分骨灰化作树的养分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与思念，便有了两个可以触摸的温度，在海风里，在年轮里，永远鲜活地跳动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