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走的那个春天，院子里的玉兰刚谢，空气里还留着淡淡的香。整理她遗物时，我们在一个旧信封里发现了她的遗嘱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，却清晰写着“身后事从简，骨灰撒入大海”。那一刻，父亲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说：“就按你妈说的办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除了处理各种手续，家里讨论最多的话题，是这场海葬仪式，到底要不要让所有家庭成员都到场。

母亲这一生，最看重“团圆”。逢年过节，她总要提前半个月开始备菜，哪怕我们姐弟俩已经成家，哪怕表姐一家定居国外，她也会算着时差，在饭桌上摆上他们的碗筷。可真到了送她最后一程的时候，“团圆”两个字突然变得沉甸甸的。父亲觉得，“一家人该整整齐齐送她最后一程，不然她在天上看着该惦记了”；弟弟刚创业，手里有个项目到了关键期，挠着头说“我尽量抽时间，但万一实在走不开……”；表姐在国外，疫情期间航班熔断，回国至少要隔离21天，她在电话里哭着说“我怕赶不上，姑姑会不会怪我”；我夹在中间，一边是父亲眼里的期盼，一边是亲人们的现实困境，突然开始纠结：海葬，真的需要所有家庭成员都到场吗？

后来我翻出母亲的相册，看到一张她和表姐的合照，背后写着“囡囡在外好好的，姑姑不盼你常回，只盼你平安”。突然就懂了，母亲要的“团圆”，从来不是形式上的“都在场”，而是心里的“都惦记”。我们开了个家庭视频会议，没有提“必须到场”，只说“4月15号上午，在渤海湾的这艘船上，我们陪妈妈去看海，想来的人，我们等你；来不了的，咱们想别的办法”。结果比想象中温暖：父亲提前一周就开始整理母亲的旧物，挑了她常戴的那枚银镯子，说要“让她带着喜欢的东西走”；弟弟推掉了项目会，提前两天就请好了假；表姐没能回来，却寄来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她亲手绣的手帕，绣着母亲最爱的玉兰花，附了张纸条：“姑姑，这是我熬了三个通宵绣的，您带着它，就当我在您身边了”；连远在老家的舅舅，也坐了一夜火车赶来，说“你妈这辈子帮了我太多，我得送她这最后一段路”。

4月15号那天，天气出奇的好，海风是暖的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像撒了一层碎金。船上有十几位家属，我们这一家不算人最多的，却格外热闹。父亲抱着骨灰盒，手有些抖，我和弟弟一左一右扶着他。撒骨灰的时候，我们没按“顺序”，谁想撒就撒一把，父亲撒了第一把，然后是我，弟弟，舅舅，最后父亲把表姐寄来的手帕和银镯子一起放进了海里。仪式结束后，表姐视频打了过来，我们举着手机让她看海，她在屏幕那头笑着说“姑姑，您看这海多大呀，以后您就是最自由的浪花了”，我们在这边抹着眼泪笑，海风吹过，好像母亲真的在说“你们呀，都挺好”。

回去的路上，父亲说“你妈肯定高兴，咱们没折腾”。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海鸥，突然明白，海葬从来不是一场需要“全员到齐”的仪式，而是一次关于“爱与告别”的修行。家庭成员的参与，不必强求所有人都站在同一片甲板上，有人用脚步赶来，有人用信物寄托，有人用声音陪伴，只要那份对逝者的尊重还在，对亲人的惦念还在，这场告别就足够郑重。就像母亲融入大海，她没有离开我们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活在每一次想起她时，嘴角扬起的那抹笑里。海葬的意义，或许就在于此——让生命回归自然，让思念超越距离，让爱，不必被“必须到场”的枷锁困住，而能在每一种真诚的参与里，自由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