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深秋，我带着父亲的骨灰来到他生前最爱的那片海。海风卷着咸涩的气息掠过礁石，远处的白帆像一片羽毛飘在蓝灰色的浪尖上。父亲总说，大海是最包容的归宿，人从自然来，终要回自然去。那天，我除了捧着骨灰盒，还带了几样东西——它们是父亲留在世间的碎片，也是我们之间未说完的话。

最先被我撒进海里的，是他常看的那本《老人与海》里的一页。书是他年轻时买的，封面早被摩挲得发白，唯独这一页被他折了又折。上面有他用蓝钢笔写的批注：“人活着，总要有点念想。” 父亲退休后总爱坐在阳台读这本书，阳光透过老花镜在字里行间投下光斑，他说圣地亚哥和大海较劲的样子，像极了他年轻时为了全家生计跑船的日子。如今把这页书撒进海里，仿佛能看见他坐在浪尖上，手里捧着书页，继续读那句“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”。书页遇水后慢慢舒展，墨色的字迹在浪花里渐渐淡去，倒像是他笑着说：“这下，我和大海算认识了。”

接着撒下去的是母亲写给他的一沓家书。母亲走得早，那些信是父亲压在抽屉最底层的宝贝。纸是泛黄的方格稿纸，字迹娟秀又带着点潦草，有时是“今天孩子在学校得了小红花”，有时是“你跑船注意安全，我腌了咸菜等你回来”。父亲总说，那时跑船信号差，一封家书要漂半个月才能到他手里，拆开信封时，纸角的褶皱里都带着家里的烟火气。我把信一张张叠成纸船，放在海面上任它漂向深海。纸船遇浪时轻轻摇晃，像母亲当年站在码头等他归来的身影，又像他们年轻时隔着山海的牵挂，终于在这一刻化作风，化作浪，紧紧抱在了一起。

最后撒下去的是他收藏了大半辈子的贝壳。父亲的抽屉里有个铁皮盒，装满了各种形状的贝壳：有带着螺旋纹的海螺，有边缘泛着虹彩的扇贝，还有他在青岛栈桥花五毛钱买的小贝壳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青岛留念”。他总说贝壳是大海的信笺，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浪的故事。有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捡贝壳，他指着最大的那枚海螺说：“你听，这里面有海风的声音，像你妈年轻时哼的摇篮曲。” 那天我把贝壳一把把撒进海里，它们落在浪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像是父亲在说：“你看，这些‘信笺’终于寄到大海手里了。” 退潮时，我看见一枚扇贝被浪卷回岸边，壳上的虹彩在阳光下闪了闪，倒像是他在跟我挥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被我们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“物品”，其实是情感的锚点。它们不必贵重，却藏着逝者最鲜活的模样：是书页上的批注，是家书上的泪痕，是贝壳里的海风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物品都带着自然的温度——可降解的纸张、天然的贝壳，不会给大海留下负担。父亲曾说，对自然的敬畏，就是对生命的尊重。如今看着它们在浪里渐渐融入海水，我忽然懂了：所谓告别，不是失去，而是让爱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生长。就像那些随骨灰沉入海底的贝壳，或许有一天会变成新的礁石，而父亲的笑声，会随着海风，永远留在这片他深爱的海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