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春天整理旧相册时，我在泛黄的合影里又见到了阿芳。照片里她扎着麻花辫站在海边，海风把裙摆吹得鼓鼓的，像只振翅欲飞的白蝴蝶。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出头，躺在礁石上讨论退休后要去海边开家小旅馆，却没想到她五十岁那年就因肺癌走了，更没想到十年后，我这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婆子，会认真考虑把骨灰撒进同一片海里。

去年社区组织殡葬政策宣讲会，穿蓝色制服的小姑娘把海葬手册递到我手里时，我正盯着窗台上那盆快要枯萎的绿萝发呆。她轻声说现在海葬有政府补贴，连家属送别时的乘船费用都能报销。我摩挲着手册上"生态安葬"四个字，突然想起阿芳总说人来自自然，该回归自然。回家路上路过便利店，买了支阿芳生前最爱吃的绿豆冰棒，冰水汽模糊了眼镜片，我站在街边想，要是当年她知道有这样的方式，会不会少些对身后事的焦虑？

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，是今年清明去墓园看望阿芳。她的墓碑被雨水冲刷得有些发白，照片里的笑容却依旧鲜活。守墓人说最近来祭扫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好多墓碑前的杂草都长到半人高。我蹲下身拔掉碑石缝隙里的野草，忽然觉得占地不大的墓碑，反而像道沉重的枷锁。回程时坐在公交车上，看见车载电视里播放着海洋保护纪录片，成群的鲸鱼摆着尾巴游过深蓝的海沟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比起冰冷的石碑，或许自由的海风更适合安放没有牵挂的灵魂。

上周去公证处办理手续，穿西装的年轻公证员得知我要捐赠眼角膜，又选择海葬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他仔细核对我的身份证和独身证明，轻声问需不需要联系远房亲戚。我笑着摇头，从布袋里掏出阿芳送我的贝壳风铃，风铃在空调风里叮当作响。"我有朋友在海里等我呢，"我说这话时，阳光刚好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拼出跳动的光斑，像极了那年夏天海面上闪烁的碎银。现在每次去海边散步，我都会带把小铲子，在沙滩上画两个并排的小房子，想着等那天到来，就让载着骨灰的小船，带着我们年轻时未竟的梦想，慢慢驶向深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