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走的那年冬天，阳台的三角梅落了满地叶子。我蹲在地上捡，手指被枝干上的刺扎出小血珠，忽然想起她总说“植物和人一样，得疼过才知道怎么活”。那时她刚查出病，化疗掉光了头发，却还笑着把毛线帽歪戴在头上，说“这样像不像电影里的女侠？”她一生爱自由，连住院时都要在床头摆个小鱼缸，说看着鱼游来游去，就像自己也在水里漂着，没那么闷。所以当她半开玩笑说“以后把我撒去海里吧，省得你们总往山上跑”时，我们谁也没当真，只当是病人的胡话。

真正开始商量后事是在她走前三个月。那天她精神难得好，靠在床头翻旧相册，翻到她年轻时在青岛海边的照片——二十岁的她穿着蓝布衫，赤脚站在浪花里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乱的，手里举着半块没吃完的西瓜。“你看那时候的海，多干净。”她指着照片说，“人死了就是一把灰，埋在土里占地方，烧了撒海里，我还能跟着洋流看看世界，多好。”那是她第一次认真提海葬，我们沉默了很久，父亲红着眼眶说“都听你的”，我却在心里发慌：没有墓碑，以后想她了，该去哪里看她？

海葬定在初夏。船从码头开出去时，天是淡蓝色的，风里带着海水的咸味。同行的除了家人，还有母亲的老同学李阿姨，她攥着我的手说“你妈这辈子最潇洒，走了也不按常理出牌”。工作人员递来骨灰盒时，我才发现比想象中轻，像捧着一捧晒干的细沙。打开盒盖的瞬间，海风忽然大了，骨灰被吹得扬起来，一部分落在甲板上，一部分飘进海里，很快就和浪花融在一起。我盯着海面看了很久，总觉得那片泛着白光的浪花里，有母亲笑着的样子。李阿姨忽然说“你妈肯定高兴，她最讨厌哭哭啼啼”，可我明明看见她偷偷抹了把脸。那天回去的路上，车里没人说话，只有父亲手机里循环播放着母亲爱听的《渔光曲》，调子慢悠悠的，像海面上的波浪。

海葬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我们没去墓地，而是带着母亲的旧毛衣去了海边。毛衣是她织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袖口还磨出了毛边。我把毛衣铺在礁石上，对着海说“妈，你看今年的海还是那么蓝”，风把话吹得老远，好像真的有人在听。以前总觉得没有墓碑是遗憾，可现在发现，纪念从来不在形式——我会在晾衣服时想起她总把三角梅挪到阳光最足的地方，会在吃清蒸鱼时想起她总说“鱼要清蒸才鲜”，会在傍晚看天气预报时，习惯性地想“海边今天冷不冷”。上个月整理母亲的遗物，在她的旧钱包里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别为我难过，我只是换了个地方晒太阳”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应该是她病重时写的。那一刻忽然明白，海葬对我们的影响，不是失去了一个祭拜的地方，而是学会了把思念种进日常，让她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生活的每个角落。

后来有朋友问我“母亲海葬对儿女影响大吗”，我总说“挺大的”。这种影响不是悲伤的叠加，而是让离别变得柔软——她没有变成冰冷的墓碑，而是成了海风里的咸味，成了浪花里的光，成了我每次看到海时，心里那一声轻轻的“妈，我想你了”。或许就像母亲说的，死亡从不是终点，当爱变成了日常里的点点滴滴，她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