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前的周末，我带着一束白菊站在青岛栈桥的海边。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掠过脸颊，手里的花瓣被吹得微微颤动。三年前，就是在这里，我和弟弟把母亲的骨灰撒进了黄海。那天的风比今天更急，弟弟握着骨灰盒的手一直在抖，而我盯着翻涌的浪涛，突然觉得喉咙发紧——原来告别可以这样安静，连一声唢呐都没有。

母亲提出海葬是在她78岁那年。那天她刚做完体检，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太阳，突然说：“我走了以后，别买墓地，把骨灰撒海里吧。”我正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，苹果皮断成了几截。“妈，海边风大，以后想您了都没个地方去。”母亲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：“傻闺女，我跟着洋流走，你爸当年总说想去看太平洋，我替他去。你们想我了，就去海边坐坐，听听浪声，我不就陪着你们了？”那时我只觉得她在说胡话，直到两年后她住进ICU，弥留之际又抓着我的手重复这句话，我才知道她是认真的。

办理海葬手续比我想象中简单。殡葬服务人员递来一份表格，上面写着“骨灰撒海登记”，旁边附了一张海域图，标注着允许撒骨灰的区域。我盯着表格上“家属签字”那一栏，笔尖悬了很久都落不下去。弟弟在旁边轻轻说：“姐，妈说了，别搞那些排场。”我想起母亲一辈子节俭，买菜会为一毛钱和小贩讨价还价，却在我买房时偷偷塞给我一张存了十年的存折。她总说“活人别被死人的事拖累”，原来早就把身后事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告别仪式在一艘小船上举行，没有花圈，没有哀乐，只有我们姐弟俩和两位殡葬人员。当骨灰混着花瓣落入海中，我以为自己会哭到崩溃，却发现眼泪流不出来——海面上的阳光碎成金箔，像母亲年轻时戴过的那对银耳环，突然就觉得，她好像真的变成了风，变成了浪，就在我们身边。

头一年清明，我和弟弟吵了一架。他说要去海边撒花，我说应该去母亲生前常去的公园。最后我们谁也没说服谁，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坐了一下午。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看着老人带着孩子放风筝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，举着风筝跑，风筝线勒得她手指出红印也不松手。那时我才明白，母亲说的“陪着”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地点，而是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细节。第二年清明，我主动约弟弟去海边。我们带了母亲爱吃的海菜包子，坐在礁石上，看着海鸥掠过水面。弟弟突然说：“姐，上次我来海边，看到一个小孩捡贝壳，说贝壳里有大海的声音，我觉得妈就在贝壳里。”我笑着捶他一下，眼泪却掉了下来——原来想念可以不用对着墓碑说话，海风会把心事带给她。

现在的我，不再纠结“没地方祭拜”这件事。去年冬天我去厦门出差，特意去了鼓浪屿的海边。站在沙滩上，看着海浪一遍遍漫过脚背，突然想起母亲说的“跟着洋流走”。也许此刻她正随着黑潮暖流经过台湾海峡，正路过她年轻时一直想去的日月潭。上个月整理母亲遗物，在她的旧皮箱底层发现一本日记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希望孩子们知道，死亡不是终点，是换一种方式回家。”合上日记本，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书桌上，我仿佛看到母亲坐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针线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我没骗你吧。”

前几天邻居阿姨问我，海葬会不会让儿女觉得“没面子”。我想起母亲撒骨灰那天，小船摇摇晃晃地驶向深海，海面上有几只海鸥跟着飞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，真正的体面不是墓碑上刻着多光鲜的头衔，而是让爱以更自由的方式延续。如今每次去海边，我都会带一瓶海水回来，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，放在客厅的书架上。瓶身上映着阳光，像母亲的眼睛，总是亮晶晶地看着我。原来海葬从不是结束，而是让思念有了更辽阔的去处——